李诞和赵本山中间差了几个郭德纲？
李诞和呼兰中间差了几个卡姆？
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只要你把喜剧当成一门生意。
这就是李诞和他所在的笑果在规划的事业：“一切可以做的喜剧形态”，线上节目，线下演出，艺人，电视剧、电影……在这个“赛道”里，笑果不仅可以跟本山传媒比，跟德云社比，还得跟米未以及更多的内容制作公司去比。
在池子和中信银行的事件闹大之前，一切当真挺有起色的——在李诞“淡出”自己的明星事业、集中参与公司管理的一年多时间里，《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推了卡姆、呼兰、杨笠等新人，其中呼兰和卡姆还开起了个人巡回专场，思文接到了春晚的邀请，笑果还第一次拿下2020墨尔本喜剧节的华人喜剧单元。
一切看似上了轨道，如果没有池子在今年五月初爆出笑果和中信银行违法调取其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的话。笑果还在声明自己的行动“均在法律及合同的框架之下进行” 时，中信银行已经火速道歉并将相关行长撤职。
一位笑果文化的早期投资人对36氪评价，池子事件是一件“铁定会发生的事情”。当初《吐槽大会》第一季和李诞池子的一炮而红是出人意料的，笑果在成立之初，和个人签订的是“比较严密的普通经纪约”——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界定清楚“个人和公司的界限”，你可以说是节目成就了个人，反之也成立。利益应该如何分配？各方心里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样。
李诞作为核心成员拥有笑果公司5.04%的股份，并以首席内容官的身份参与管理。而同样作为早期创始团队的池子则在过去一年基本淡出了人们视野，只说了3个段子，直到他和笑果之间爆出不光彩的撕斗：笑果指责池子在外接私活，池子指控笑果拖欠演出报酬。双方正在走仲裁程序。
这件事暴露了笑果，或者说所有内容创作公司的共同挑战：人是这个生意中最核心的要素，却也成了这个生意最大的瓶颈。
太多目光盯着这家公司，这还不仅是出于人类对名人八卦的天然兴趣。
“原本在我们的设想中，应该有许许多多像笑果这样的公司出来，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本来我们期待一个万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也没发生。”前述笑果文化早期投资人说，而脱口秀本身是一个待开垦的新市场，“这就导致笑果文化就代表着这个（脱口秀）行业的上限，行业多大取决于笑果做多大，这个事就很尴尬。”
“破公司”
“笑果文化这个破公司，真的太破了。”2019年12月21日，李诞在微博上写下这句话。
20天后，池子用了比“破”更激烈的形容词。宣布中止和笑果合作的同时，池子在公司群里形容笑果为“自上而下的肮脏”，“公司很乱，领导很精，用所谓的喜剧梦想牵着你们走“。
面对激烈的斥责，笑果创始人、董事长叶烽给出了大多数管理者面临内部争议的第一反应，在群里回应欢迎大家提建议，池子的回答则是“那你倒是回微信啊？”
他很快就被移出了公司群。
主力艺人要出走，对一家内容公司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只是在矛盾暴露给公众之前，对外还需要保持和谐的表象。
“他就不愿意讲（脱口秀），那有什么办法？”李诞对36氪说。这话说在池子微博宣告跟笑果分道扬镳的两天前。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对池子和建国这些老朋友，李诞很难像管理普通员工一样强迫他们做事，更多是让对方选择，类似于直接说出在微博上发一条广告，酬劳是多少，至于接不接，对方说了算。
池子最后一次配合笑果，是在2019年8月底的《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录制里，戴着标志性的五颜六色的帽子，以类似吉祥物的身份来给比赛做个happy ending。台上正比得热闹，王建国、思文、卡姆进入最后一轮角逐，气氛紧张，人人都想坐上舞台侧边那个“脱口秀大王”的宝座。唯有池子，散发出本人纯属串场、一切与己无关的样子。在需要他主持的roast battle（吐槽对决）环节，还搞错了流程，现场导演不得不要求暂停，重新录制一次。
“我太难了。”原本坐在台下的李诞站起来叉着腰冲池子喊了一嗓子，“池子，我最喜欢你，因为你是真他妈不在乎！”
不似早期的愤青姿态，李诞现在学会了更入世更圆融的方法，比如尽管对开个人专场没有执念，但公司需要，他也乐意去海外巡演；又比如，当投资人来对笑果进行尽职调查时，他会抽出节目录制后的深夜来配合，尽管事后一点儿都想不起自己回答过哪些问题。他在尽量变得职业，这是他对其他脱口秀演员，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如何，节目必须得录完吧。”
高管李诞在笑果负责的事情很杂，从延揽艺人、把控节目剧本、参与演出的包装到营销，甚至拉赞助——第二季《脱口秀大会》的赞助商老村长酒就是他谈来的。
哪怕是没涉及过的领域，李诞的意见也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脱口秀组合王勉和CY做音乐专场时，李诞不仅去客串，还给出了修改意见，包括应该写什么风格的歌，以什么表演形式呈现——要知道，不只是笑果，圈里几乎没人做过音乐脱口秀：观众是站着的，大部分段子是唱出来的，还得配合很多脱口秀不太需要的灯光舞美。
“我不知道（判断）来自哪里，我只是知道这样是对的。“李诞说。
在36氪采访的部分员工眼里，只把控内容，并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的李诞代表着笑果自我进化的希望。有脱口秀演员的尖锐在，更重要的是，有创始股东 管理层的身份在，李诞可以大胆指出公司的种种不足。
小作坊式的内容公司是走不远的。笑果的四位创始人都是电视节目出身，制作在行，行业资源深厚，可管理起团队却被一致评价为“剧组式”的。很多时候，创始人缺位，领导对下属的需求反馈并不及时，编剧段子不好笑会直接被甩句“不行”。
即便是笑果的普通员工，也会因为高层的不作为和管理粗放深感失望。2019年下半年，整个笑果公关部干脆全部离职，整个部门不复存在。
但笑果的员工也不像员工，更像“兴趣小组”。
笑果总编剧程璐在翻译公司坐过三年班，这已经是脱口秀签约演员里少有的职业经历。“大家经历都很奇特，原来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原来做点别的什么的，都不是上班出来的。”
把一群个性鲜明、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脱口秀演员变成员工显然不是什么易事。事实上，这对所有内容公司都是个挑战。
李诞从过去几年的创业中学到的一件事情是，训练一个散漫的人变得职业化是不现实的，只能去发现本来就比较职业化的人。即便是外人看来以灵感和个性支撑的创作者，也理应追求职业化。
在新一批冒头的脱口秀演员中，卡姆和呼兰是李诞最欣赏的两位“新员工”，原因是“安排给卡姆的工作，他能够完成得很出色。”而呼兰令他惊叹的地方则在于，即便前一天晚上跟李诞喝酒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九点，呼兰仍然能够准时清醒地回到办公室里开会。这种职业化和自驱力，被李诞定义为脱口秀演员和笑果体系里的稀缺品质。
没有人能把创意和表演完全量化。除去个人台前表演那部分，判断稿子能否上场的核心环节是每周的读稿会，这也是笑果的内容发动引擎。和多数内容公司一样，笑果内部会按S、A、B等级去划分稿件质量，以此作为编剧计薪评级，不合格者将被降级或淘汰。
责编会把自己组好的稿子当众预演一遍，由其他人来判断效果。参加过读稿会的笑果员工们告诉36氪，李诞在会上是“杀伐决断”的角色——表面上，他鼓励公司每个搞创作的人都能释放自己，能够理解演员的瓶颈和失误；另一方面，李诞又赞成以流程来规定员工。佛系或是戏谑并不是李诞的全部管理风格，有时也有某种严格在其中，“标准化之后才有灵感的那个空间，上来全是空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公司它不像个公司，很多都是很落后的工作习惯，底下的演员、编剧用一种大学兴趣班的态度在工作，老板不知道怎么管理，用一种管理节目组的方式在管理。所以很多问题就吵，就慢慢弄。”李诞清醒并且直言不讳，当然，批评之后又找补回来，“你说它一下变成了一个特别懂管理的公司也不现实，慢慢来，我觉得还行，这个节奏可以。”
马东曾经给李诞推荐过一本书，《企业生命周期》，作者把企业的成长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壮年期等几个阶段。对照这本书的概念，李诞觉得成立5年的笑果才刚刚过婴儿期，而婴儿期公司的典型特点是：
1、以行动为导向，受机会驱动；
2、几乎没有任何制度、规章、政策；
3、行为前后不一致；
4、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而演变为危机，导致公司总是在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这使它们变得十分脆弱。
这些特点几乎能逐条套到笑果身上，也是大多数创业公司的通病。幸运的是，笑果活下来了，尽管它的诸多弊端和局限经常被脱口秀演员们编进各种段子里。
“好笑”这件事
喜剧作为内容门类里的一个大类，从相声、小品、二人转，到更现代一些的微博段子，到脱口秀（单口喜剧），一切的核心，还是要能让观众发笑。
但每个人都同意，《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笑了。到了第四季，《吐槽大会》已经尽显疲态，豆瓣评分也从第一季的7.6分滑落到第四季的6.2分。对一家喜剧内容公司来说，最要命的就是“不好笑”。
游戏主播PDD作为主咖的《吐槽大会》是公认最新一季效果最出彩的一期，主要归功于草根出身的PDD没有包袱，放得开。其他时候，媒体围绕这档节目的讨论，更多的是“那些玩不起的大明星们”或者“吐槽大会最好笑的点在于，没有人敢真吐槽”。
那么，怎样才“好笑”？
“嘲笑”是一大喜剧效果来源。从卓别林到憨豆先生，再到赵本山，都是此类技巧的熟练运用者，他们通过表演愚蠢笨拙，从而让观众捧腹大笑。“自嘲”之外，被喜剧界反复证明的定律是：被嘲笑者地位越高，观众越能产生消解权威的快感，越是好笑。与此定律有关，国外脱口秀中，长青喜剧节目中，无论是做了四十多年的《周六夜现场》（SNL），还是做了15年的《囧司徒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嘲笑总统这样的大人物都是一大类内容。而“吐槽大会”的喜剧效果也正立身于此。
2016年，《吐槽大会》第一季播出时可谓让人耳目一新。某种程度上，这档节目的设置堪称绝妙：吐槽明星既挑战了权威、足够好笑，但话题又在可播出的内容范围内；在传播流量上也有保障。这个爆款节目，证明了尺度之内也有足够好笑的可能性，这一度终结了行业里关于尺度问题伤害段子好笑度的讨论。
这也是笑果目前最好的一桩生意。“吐槽大会刚开始请的一些明星并不是很贵但却非常有特色，出场费并不会很高，所以成本相对于其他竞品（综艺）来讲是可控的。流量跑得也相当好，冠名权费用也不低。”前述笑果早期投资人对36氪说，自己对笑果的投资可算稳赚。
但四年后的今天，尺度问题再次回到了笑果面前：《吐槽大会》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是一档“洗白明星”、不敢真吐槽的节目，内容本身的好笑度在打折扣，叠加上观众对《吐槽大会》形式本身的审美疲劳，这档节目肉眼可见地每况愈下。
“（《吐槽大会》）再做就变形了，不应该再做了。”即使李诞也这么认为，但“这就不是我说了算了。你不做那公司就倒闭了，你能还怎么办？绝大部分综艺都是做到不能再做，然后被抛弃了，然后死掉了。”李诞认同的是《宋飞正传（Seinfeld）》的做法，“宋飞就很体面，他受到什么样的诱惑？给他几千万（美元），让他再做一季两季，他走到公园长椅上坐那想了一会说，不好再做，就停下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给老叶说再做一季（《吐槽大会》），不用给几千万美金，就几千万人民币，老爷子都走不到公园长椅子就会说那就再做一季。但你也不能用伟大来要求他吧？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如果《吐槽大会》第一季没有成功的话，笑果在2017年就已经解散了。”脱口秀演员洛宾对36氪说，他与程璐、思文、梁海源一起成为笑果第一批签约编剧，又因为个人规划原因早早选择解约。
当初叶烽带着以王自健为主咖，东方卫视主持人为嘉宾的《吐槽大会》样片，卖了半年才卖出去。做到今天，《吐槽大会》依然是笑果最大的摇钱树，爆款综艺以亿为单位的广告冠名收入，显然比一场场挣线下脱口秀门票钱要好赚得多，而笑果团队、包括其最大股东叶烽就是电视节目制作出身，做节目他们最轻车熟路。相比坐等自己最大牌的节目逐渐僵死，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再造一个爆款。
《脱口秀大会》做到了圈内认可，对锻炼新人和沉淀内容来说是双赢，但对更大范围的观众来说，它还不够出圈，播出平台腾讯视频在招商和宣传资源上也未将它列为S级节目，两季《脱口秀大会》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那引入国外最好的喜剧节目版权呢？
2018年，笑果试图与优酷一起，将《周六夜现场》落地中国，这档美国NBC出品的长寿综艺节目是许多脱口秀演员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为了写中国版《周六夜现场》，程璐和庞博作为主力编剧，天天在房间里熬夜写稿，花费心血超过《吐槽大会》。但因为预期太高、尺度限制、形式不够接地气等原因，这档节目悄无声息地播出，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程璐回忆起《周六夜现场》时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主要来自无力感，付出了120%的努力，最终出来的是一个10%的东西。
相比豆瓣评分基本都在8-9分的SNL原版，中国版仅得分5.6。原版大尺度和政治讽刺齐飞，但中国版显然没有这个土壤。“节目下线再复播，满屏正能量和鸡汤，求生欲强到可以叫《社会主义夜现场》”。一位观众在影评中如此写道。
这成了一个悖论：越是进入主流，影响力就越大，但对好笑的障碍也就越多。
池子欣赏的脱口秀演员、曾经拿过脱口秀大赛冠军的周奇墨，他最厉害的一个段子，只要听过的人都知道，显然是很难放进电视节目里播出的。如果要阉割到一个可播出尺度，要阉割掉的恰巧是最有趣的punchline。
“脱口秀的核心就是反叛。”一位知名脱口秀演员对36氪总结，并描述自己的“笑话品味”为“喜欢揭露真相，说破房间里的大象，”而捅破窗户纸往往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达到爆棚的笑话效果。
但当被36氪问到，能否私下谈谈尺度限制对笑果《周六夜现场》这样的节目影响有多大时，这位说自己“喜欢揭露真相”的脱口秀演员沉默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吧，”接着，赶忙呼唤经纪人来终结这个话题。
又要爆笑，又要主流，不得不说这有点难度，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对于笑果来说，丰富sku，制造新的IP节目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至少现在，在《吐槽大会》之后，在许多内部人士和外界看来，笑果正在遭遇“爆款瓶颈”。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增速要快，可能要打开情景剧的市场。”程璐对36氪说，笑果内部有个专门的部门负责研发情景剧，还请来了《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的编剧邢育森督阵。这也许就是笑果的下一档爆款。只是影视剧项目在笑果内部早早立项，离真正推出却还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非要做爆款？这都是迷思。”李诞不着急，“德云社有啥爆款，那人家不也一年比一年好吗？”
呼兰、卡姆，和100个编剧
毫无疑问，李诞已经成为这一行的金线。笑果初创期，CEO贺晓曦见投资人时，频繁面对的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再做一个王自健？当时贺晓曦给投资人介绍李诞、王建国，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怎么可能比王自健厉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想象都是被现实塑造的，当他（李诞）到了那一步也就真的到了。”
2018年，李诞主要负责当明星，这是笑果布置给他的战略任务——证明给市场看，脱口秀演员也能当明星。结果是李诞超额完成目标，一年里以嘉宾身份出演的综艺节目不少于14档，包括《向往的生活》、《拜托了冰箱第四季》《真相吧！花花万物》《奇葩说第五季》等等。
李诞的名字和笑果深度捆绑在一起，他越出名，越有示范作用，笑果的产业想象力和估值就越高。根据关联上市公司游族网络的一份公告，2017年笑果文化的营收达1.81亿元，利润为1707万元。同年，笑果先后接受华人文化和天图领投的A轮和A 轮投资，估值12亿。高达70倍的PE溢价，李诞展现出的可能性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都在问谁是下一个李诞，但李诞本人对“下一个李诞”的说法感到厌烦，“这一个李诞也没有成型，对吧？这太快了，没有道理这么快。”
在享受了一线明星的关注度之后，李诞感到自己在事实上离脱口秀越来越远，别说线下脱口秀俱乐部，通告密集时就连公司都没回过几次。他决定收一收——2019年初，李诞自己主动跟公司另外三位合伙人要求，“我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大量做艺人的工作了。”推掉一半的综艺邀约和商务合作，李诞把重心回归线下，回归到发现和提升脱口秀演员身上。
李诞认为笑果在爆发期时只是“勉力接得住”。但如果没有一个行业人才的基底，笑果本身也很难走得长。
“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应该有10个呼兰和100个Rock，甚至1000个厉害的线下演员。”单立人喜剧CEO石介甫对36氪表示。位于北京的单立人是如今国内脱口秀圈除了笑果之外第二家拿到融资的公司。
难度在于，“像培养练习生一样批量培养脱口秀演员不现实。”前述笑果早期投资人说，“脱口秀需要你有一定的思辨能力，本身有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而且不止是对这个世界有点想法，还要具备艺人特色，能够展示出来；又要符合各种政策监管要求。那就是一个小众人群。”
在延揽人才上，笑果已经占尽优势。
李诞在2015年、卡姆上大二时就想找他签约——假如成行，卡姆可能就跟着李诞和池子一起红了。他承认自己当时不敢，毕竟当时《吐槽大会》还没问世。
其后的几年，卡姆到各式各样的喜剧节目“考察”，按他的话说，“里面全是那种翻跟头的小品的那种。”2018年，《吐槽大会》爆红一年后，卡姆主动找到笑果，带上女朋友和他的狗，两人租了辆车从北京一路南下，就此搬到上海。
“人家（卡姆）本来就行，只不过在你这稍微快一点舒服一点，少吃点亏，对吧？（笑果）也就是能干个这。”李诞觉得，有没有笑果，卡姆这样的人都能成名，自己做的其实只是一个筛选的工作。
虽然从艺人的知名度和流量上看，笑果还没能培养出第二个李诞和池子。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后，卡姆和呼兰的微博粉丝数分别达到67万和28万，而李诞和池子的粉丝量则是860万和474万。
但跟李诞、王建国写着写着才被从幕后推到台前不同，呼兰、卡姆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过去四五年里，在笑果，脱口秀演员无法摆脱编剧的身份单独存在，单纯当个脱口秀演员没办法养活自己。无论喜不喜欢，他们都得为出演《吐槽大会》、《周六夜现场》或者是其他节目的明星写脚本。
但从呼兰、卡姆成名开始，情况变了。
呼兰从入行开始就没打算当编剧，因为“我那个气口是非常我自己的，我特别个人化。你写出来，嘉宾也很难按照你的气口去说这个话，很怪。”
卡姆则对气口一说不屑一顾，他从来不给别人写段子，清楚自己的幽默来自特色极其鲜明的表演，而非字面上的包袱。所以他骄傲地把别人称为“稿子型”，认为包括呼兰的段子也是可以给别人用的，同行之间互相抄袭在所难免，但是没人抄得了他卡姆的表演。
这也是李诞和脱口秀演员们看重《脱口秀大会》大会的原因。尽管还在亏钱，却有着实战练兵和挖掘新人的双重作用，后一个功能跟米未的《奇葩大会》类似。
“跟选秀相比，笑果造星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你叫得出名字的演员就有十来个。整个脱口秀圈子才多大？米未、万合天宜又红了多少人？“洛宾认为笑果已经到达一个行业高度，盯上脱口秀这个行业的平台和公司正变得越来越多，尤其疫情期间，快手、抖音、B站、微博，乃至于得到和喜马拉雅FM都上了脱口秀演员的节目。但要想一两年内就出头、并被观众看到，上《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是条最显而易见的捷径。
将近100位脱口秀演员挤上了这条捷径，这是笑果目前的签约艺人数量，这还是这两年刻意放慢了脚步的结果。笑果的王牌节目只有两档，每年能被观众记住的新面孔顶多只有3-5个。
但呼兰、卡姆、思文和庞博们已经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渐渐为观众认可，至少“出门容易被认出来了”。人们对他们的喜爱从综艺节目溢出到线下——印着他们名字的演出海报一出，有的是观众愿意掏钱买票。
李诞觉得，“好脱口秀演员的标准，就是能卖票”。
到线下去
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里担任常驻嘉宾的于谦跟李诞说过，德云社的演员要出现在电视上，必须在剧场里打滚10年以上。
李诞很向往那种从从容容培养新人的状态。他跟其他三位合伙人达成了共识，依靠线上节目站稳脚跟之后，接下去笑果的重心应该在线下演出。
“我们是个产业型的公司，就必须去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承接需求，第一步先要打造成一个线下的喜剧文化消费的产品矩阵，核心就是演出以及演出周边的体验消费。”与李诞不同，笑果CEO贺晓曦讲话用的是典型的创投圈语言。
换算成数字来展示的话，笑果2020年的计划中，光是在上海的驻场加live house的产出将超过1000场以上，全国千人巡演有100多场，海外巡演也有二三十场。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2、3月份的演出不得不推迟，但是在售票端，无论演出规模大小，笑果的演出一向一票难求。
线下仍是练兵场。
说脱口秀的，哪能不看重个人专场。拿到《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冠军之后，卡姆做了一轮千人巡演。第一站南京，表演到一半，紧张忘词儿了，卡姆把写在手背上的小抄抬起来看，观众不以为意，还把这当成一个现场的梗。
几场巡演下来，卡姆越来越流畅。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前，他整整一年都没怎么写段子，每天都在打游戏、玩滑板，“以前都是大学生，玩的状态，今年才开始有工作的状态。”
2019年底，李诞帮呼兰也构思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呼兰决定花一两年的时间到100个国内城市说脱口秀，跟以往说完就走不同，这次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停留三四天，与当地人聊天，拍成纪录片。李诞参与了前期策划，牵线了拍摄团队，并将这个巡演命名为“脚踏实地”。
要保障更多的人成长为中腰部，就需要金字塔底基数足够大。《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直接刺激了线下演出市场，尤其是笑果的大本营上海。2019年下半年，每周上海的脱口秀演出在20场上下，有盈利能力、纯做线下的俱乐部有8家，演员的场均报酬也从两三百涨为四五百。如果不是疫情，圈里甚至有人大胆预测2020年上海每月的脱口秀演出将超过百场。
大多数圈里冒尖的脱口秀演员都被笑果收至麾下，一片繁荣之下，“上海有能力上商演，非签约的自由演员不过十人。”一位脱口秀俱乐部负责人在游说其他城市的演员来沪发展时重点强调了这点。演员基数变大，筛选变得残酷，要想出头，就得学会在高压下迅速成长。中间隔着两年，卡姆最直观的感受是两季《脱口秀大会》之间，演员竞争激烈程度提升了五六倍。
李诞屡次吐槽小品，似乎对喜剧有着很高的审美要求，而大众会让他们的喜剧更精彩还是走向似曾相识的衰落？
思文没能成功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但得到官方邀请似乎已经说明，脱口秀跟小品、相声一样，正在试图向主流靠拢，将脱口秀变成一个和谐、喜庆而老少咸宜的产品。
李诞说，笑果在尝试一条全中国都还没有人走的路。
那么，在这条路上，脱口秀演员军团能保证自己一直好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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