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男，1930年出生。在1992年-1995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第8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12、13届中央候补委员。后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2012年3月29日，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社会主义信贷问题》等。
一、人物经历
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树人。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研究生学历。副博士学位。研究员。1947年为东北行政学院学员、组织干事。1950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班主任、教员、党总支部书记。1951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员、党总支部书记。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研究生班。1953年为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员。1954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赴苏联，入苏联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9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干部。1960年下放任上海市南汇县惠南公社副社长。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货币流通处、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综合处副处长。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任财政部办公室副处长、负责人。1976年在河北省固安县“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1980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副理事长。198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9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92年-1995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第8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12、13届中央候补委员。著有《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社会主义信贷问题》等。2012年3月29日，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二、人物事迹
1930年，刘鸿儒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榆树县，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家境贫寒。刘鸿儒12岁那年，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为求生计，刘鸿儒做学徒工，被招入日本开设的兵工厂的“劳工营”，成为一名小焊接工。因为年纪小，而且经常吃不饱，睡不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破旧的棉袄用铁丝往腰间一束，就跟在大人们的身后随他们一起干活。这一状况直到日本投降后。 在刘鸿儒学徒时吃了很多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刘鸿儒又继续进入北安高中学习。后来因为参加土改革命，刘鸿儒没有全部念完高中课程。1948年，刘鸿儒来到哈尔滨参加工作，进入东北行政学院，在法律系做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这所学校后来与哈尔滨大学合并，成立了东北科学院。1948年随着解放军解放沈阳，这个学校名字又恢复为东北行政学院。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行政学院辗转迁到长春，改为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1950年，东北人民大学为培养教师，决定选派刘鸿儒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刘鸿儒才正式接触金融，并开始与金融结下不解之缘。在校期间，刘鸿儒跟前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一边学习一边也做助教工作。刘鸿儒的金融理论和金融研究在这个时期打下了基础，也开始了他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1953年刘鸿儒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东北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教金融方面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刘鸿儒却深感自身知识不足，于是萌发了继续求学的念头。经过一番努力，1954年刘鸿儒顺利地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的资格，在经过一年俄语训练的准备之后，1955年踏上莫斯科之旅。
刘鸿儒先是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作研究生，学了整整一年的《资本论》。书是俄语版的，内容又非常专业，他感觉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常常看得头昏脑涨。经过一番主动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他以坚强的毅力跨越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前苏联的学习就得心应手了。为攻下《资本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做研究生，遇见到了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的留学生代表见面。毛主席对刘鸿儒为代表的研究生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当时像刘鸿儒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给刘鸿儒留下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这成为是青年人一生的座右铭。
在莫斯科大学学完《资本论》之后，由于担任刘鸿儒论文指导老师的是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刘鸿儒就跟着转入导师所在的莫斯科财政学院，研究货币银行学。
刘鸿儒在前苏联一共学习了4年，学会了很多礼貌和文化修养方面的知识，这些经历使他养成了良好的习惯。1959年，刘鸿儒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拿到副博士学位，回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给留下。刚参加工作时，刘鸿儒从基层做起，先是负责会议记录，做事认认真真地，每次会议都会把记录作好，从而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后来他开始负责编简报，逐渐重要的讲话稿、文件都交给我起草。这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鸿儒教授参与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战略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国债协会副会长，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名誉董事长，四通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五矿龙腾科技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美国大中华证券公司首席顾问、荣誉董事长。刘鸿儒教授在教学及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曾任中国金融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教授。
三、社会活动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厦门举行的“2008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高峰会”上表示，2008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股权投资基金年”。并且论述了国有企业将是PE主力军。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后遇到经济转型需求的时候，其背后的推手离不开发达的资本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年中持续高速增长以及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全球私募股权基金不断涌入，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从诞生开始就被各种疑问和争论所包围，是“热点中的热点”。
刘鸿儒说，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的迅猛发展有其深刻的原因：在过去两年中，国内股票市场高度活跃，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仍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所以尽管目前国内股市处于调整阶段，但A股市场仍成为多数企业首选的上市地。相应地，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最受国内企业欢迎的投资对象：另一方面，在很多极具投资价值的领域，外商投资还受到法规的限制，这也迫使这一类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只能寻找人民币投资人：再有，新《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在种种内因外果的共同作用下，各类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共视野。“公司制”、“合伙制”、“LP”、“GP”、“初创期”、“成长期”、“Pre-IPO”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词。
刘鸿儒指出，要冷静地看到，在这些繁荣景象背后，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着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比如，投资人市场的培育问题，合格基金管理人团队的打造问题。再比如，随着私募股权市场进一步发展细分，中国的FOF（基金的基金）如何发展，谁来做FOF更合适，私募股权基金的双重税收问题何时能彻底解决，私募股权的退出机制能否进一步完善。
刘鸿儒说，组织架构是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极为重要的问题。无论采用公司制还是合伙制，每一只私募股权基金都由出资人和基金管理人组成。一个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需要有一批成熟理性的投资人和一批经验丰富、严谨负责的专业基金管理人存在。
刘鸿儒强调，成熟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的出资人多为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校园基金、慈善基金、企业基金、家族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特点是规模巨大，有稳定的投资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强，是出资人的主流。但在中国市场上，这一类机构投资者尚未大规模进入私募股权市场。尽管上半年社保基金被允许进入私募股权市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内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人多为中小机构和民营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问题，它们投资的金额都还比较小，抗击风险能力也比较差。希望尽快看到国有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加入到私募股权市场当中，并成为推动中国人民币股权基金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拯救中国股市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在深圳，深圳证券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国投的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前的马路上挤满了人，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供不应求的发行数额和财富效应，勾起人们的股票发财梦。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个月中，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的涨幅分别达到：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股票热引起高层人士的关注和争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奉命，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沪两地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刘到体改委时间不长，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研究。
刘鸿儒选择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选择了刘鸿儒。当时，中央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同志跟刘鸿儒打招呼，约他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间，刘鸿儒答，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刘鸿儒，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汇报到最后，刘鸿儒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讲到这里，他表态道，“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临下飞机时，江泽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度过一次劫难。尽管后来刘鸿儒一再谦虚地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但知情人士都说，是刘鸿儒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国股市。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历史背景：1992年5月21日，沪市突然全面放开股价，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仅仅3天，登顶1420点，暴涨570%。上海“豫园”股票成为首只万元股票。“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上证指数暴跌400余点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1992年2月后，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地发展起来，出现了新一轮股票热。同年8月10日爆发了深圳“8·10事件”：在深圳有关部门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过程中，由于申请表供不应求，加上组织不严密和一些舞弊行为，申购人群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救火：刘鸿儒认为，原先那种有限量发售抽签表方式，症结在于抽签表的发售数量有限，人为造成申购股票机会的不平等，甚至还可能出现黑箱操作和腐败现象。于是在1993年，提出了“无限量发售申请表”发行方式。从青岛啤酒发行起，拉着整车现金到全国各地抢购股票的队伍逐渐消失了。
谁来出任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不少人建议由刘鸿儒出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当年1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宣布成立。原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撤销。证券委员会由朱镕基兼主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为建立健全证券监管工作制度，国务院还成立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委主席。
四、人物评价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退休后的刘鸿儒，很是恰当。资本市场一举一动总关情，只不过方式有了变化，在任上，刘鸿儒以一线监管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卸任后，他以一名学者、专家的身份为其摇旗呐喊。
离职后的刘鸿儒继续担任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还在多个民间组织任职，在大学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出版多种金融学术著作。作为“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教父”地位在当前的金融界可以说是无人与之比肩。
离开证监会时，得了个亲切中蕴含无限敬意的称号——“刘头”。
五、人物思想
1、中国股权市场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鸿儒认为，从风险投资进一步发展到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股权市场的发展速度目前来说是最快的。这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客观上需要股权的投资和转化。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培养上市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少，而有潜力的企业需要私募股权基金大力支持和培养，使其成为有影响力、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
2、发展私募基金条件逐渐成熟
刘鸿儒认为，中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需求和条件已逐步形成，首先是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逐步完善，包括新修改的《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中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矗与此同时，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全流通问题的解决等，都使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和规范。刘鸿儒同时指出，中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条件逐渐成熟，但是在发展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监管的问题、法律法规如何完善的问题、税收政策问题等，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推动股权基金的发展。
3、市值管理彰显董秘重要性
刘鸿儒认为，新形势下，市值已经成为公司经营绩效和投资价值的综合性指标，市值管理已成为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财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重要管理内容。董秘所从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市值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他们的职业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需要不断学习、锐意创新投资者关系管理思路、不断适应资本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4、应尽快推出钢材和石油等商品期货
刘鸿儒认为，当前推出线材和螺纹钢、石油期货交易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应尽快推出。钢材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对钢材特别是螺纹钢和线材的需求仍会保持稳定增长。同时，螺纹钢和线材比较容易标准化，且在中国最为大宗，中国在推出螺纹钢和线材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非常有利于形成价格影响力，掌握定价权。
在石油方面，刘鸿儒认为，随着石油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石油零售、原油和成品油批发经营权都已经对外开放，推出原油、汽油等石油系列期货的时机逐步成熟。
5、基金业瓶颈与出路
基金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遇到了各种新问题。
（1）部分基金公司的生存困境问题已经显现。随着基金公司数目的迅速扩张，行业内竞争的加剧使得部分基金公司面临困境。部分规模相对较小基金的亏损问题显得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成立时间不久、或是还未建立强大品牌的基金公司，陷入了成立即亏损的境地。基金公司之间的分化非常明显，大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已超过500亿、小的不到10亿。特别是在银行系基金、外资背景的基金相继进来后，更是压缩了一些缺乏背景的基金公司的生存空间。
（2）股票基金缺乏赚钱效应。为持有人创造增量价值是基金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基金成立之初，通过新股配售等途径不少基金还是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这样的收益是非市场化的、难以持续的，也检验不了基金公司真实的投资水平；而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2003年基金平均收益为正，其余均为负，今年前3个季度，在绝对收益上多数基金并未获得正收益。由于基金不赚钱，客观上影响了新基金的发行，对吸引机构资金通过基金渠道进入市场也是不利的。
（3）基金产品的雷同化、同质化特征明显，可投资的金融产品过少。以股票基金为例，表面上不同基金公司的股票基金分为成长型、价值型、行业型、分红型等等，但实际的投资对象和仓位设计却大体相同，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法规对融资融券、期货期权交易的限制，基金只能投资于股票及债券；二是中国上市公司数量虽然有了快速增长，但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吸引基金投资的好公司仍然有限，基金只能在有限的投资对象中选择，自然导致了投资的雷同和持股的高度集中。
（4）基金的发行困难和销售瓶颈问题日益突出。2006，中国基金发行还有超过百亿的股票基金，2007年除了几只银行系基金外，股票基金发行的规模大多在10亿以下，甚至不少基金在发行时还担心能否达到2亿元的成立底线。
6、解决出路：
（1）放宽投融资管制，增加投资品种。中国上市公司数量虽然有了快速增长，但能够吸引基金投资的公司仍然不多，基金投资选择有限，持股高度集中，导致基金产品同质化程度严重，投资回报率低下，基金理财未能做到低成本、差异化。据有关方面估算，目前PE在20倍以下的流通股票市值仅为4000亿左右，而基金股票资产已近2000亿。低回报率也是造成基金销售困难等其他问题的根源所在。
（2）合理规划理财市场发展。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的推进，以银行系基金为代表的新竞争者的进入令基金业竞争进一步加剧，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之间的资金壁垒正在打破。但是，基金业究竟应该发展银行主导模式还是市场主导模式，则既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商业银行的资源优势，以及打破壁垒对银行体系改革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德国与日本的经验表明银行主导型发展模式不利于基金业长期的规模扩展，降低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因而对基金业发展模式的选择需要有个长远的规划。
（3）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债券市场，同时大胆尝试衍生产品，引进做空机制。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很低，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一个缺乏固定收益证券的资本市场是不完整的市场，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大众个人的理财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发展衍生产品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虽然它是双刃剑，但又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和支柱；它既是高风险的产品，又是分散风险、规避风险的重要工具。如果缺少它们，风险更大，令市场缺乏效率，而且基金的资产管理工具单一，不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与产品多元化。
（4）研究、完善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基金公司经营层的全部工作是管理投资者的资金而非股东的资金，这是基金公司治理问题与一般公司治理问题的根本不同，也是基金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点。如何针对这个特点，提高经营层的责任心，完善激励机制，研究个人持股与期权制度，是需要业界与有关部门认真对待的问题。同时，面对合资基金公司的兴起，本土基金应该在一个更加平等的水平、以一种更加进取的姿态迎接挑战。
（5）监管部门应该不断增强市场理念，该管的要管到位，该让市场去解决的一定放开。在规则的制定与监管执行上注意市场化与可操作性，多听业者心声，征求业者意见。鼓励优胜劣汰、规范运作，避免重蹈券商覆辙，支持基金业以自身的扩张动力推动相关制度的革新与理财市场的繁荣。
（6）研究基金公司成为全面资产管理载体的问题。由于现有投资品种的限制，基金公司已经在产品细分（尤其是股票基金产品）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结果却不尽人意。这除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加股票和其他投资品种以及投资工具外，基金公司的发展空间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是否应将基金公司发展成为全面资产管理的平台，有人建议研究基金如何进入期货市场，允许私募发行和多元化投资。
六、社会职务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曾任中国金融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七、学术成果
30多年来，结合实际致力于有关金融政策、货币流通理论、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有专著8部，译著2部，主编著作20部，论文300余篇。
八、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刘鸿儒与玉兰合著中国财经出版社1964）；
《社会主义的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
《漫谈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同前1987）；
《金融调：控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经济大辞典·金融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主编之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
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中国财经出版社1965），等书。
在《红旗》、《人民日报》、《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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