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之一。追溯“实事求是”的历史源头与发展脉络，可知其与河间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解的历史渊源。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班固的《汉书》，提到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多先秦古书已经失传，再加上汉初文帝、景帝偏好“黄帝、老子”之学，此时的儒学已经有些混乱不清了。刘德虽然没有僭位称帝的念头，但一心想复兴儒学，教化万民，以礼乐安定天下。在刘德眼里，“儒学”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是要回到孔孟理论的思想原点，深挖圣王时代的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
献王纪念园（献县河城街镇西八屯村）
于是，刘德才会以重金征集先秦古书，藏书数量与汉代中央朝廷不相上下，以致于北方中原一带的儒生纷至沓来，跟随刘德研究儒学，使《毛诗》《左传》等一批经典从献县走向全国。在班固看来，刘德的这种思想、行为，只能用“实事求是”来形容。通俗而言，一件事物的是与非，不能凭个人爱恶，而应当是什么就说什么，以实证来求索真相。对于“实事求是”，班固的视角虽然与当今有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唐初，经学家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的本意，是说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在南宋朱熹看来，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意思是穷尽事物的道理，深究至每个角落，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格物致知”。明代王阳明则针对当时的崇尚空谈之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实事求是”思想一脉相成。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派”兴起，学者们高度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四书五经的原始含义。有一位学者凌廷堪提出，“昔河间（古河间今河北献县）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意思是，客观事实明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个人的强辞多理而改变。及至清末，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中兴名臣，力图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兴洋务以自强，形成了以湖南为发端的“湖湘文化”。
清末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以“修身自律”的君子标准要求自己，对醉心儒学的刘德更是极为推崇。当时有一个收藏家苗仙露，专门收藏汉代河间国流传下来的“君子砖”。曾国藩听说后，专程登门拜访，在日记中称苗仙露“，精六书谐声之学”，言语间难掩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曾国藩认为，做学问要“献王实事求是之旨”，所谓“事”就是“物”，“是”就是“理”，“实事求是”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穷理”。
曾国藩等人对“实事求是”的推崇，以及他的经世务实之风，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曾在河间府长期救灾，想到刘德事迹，倍受感怀，从此在给朝廷书写奏折时，文末署名常盖上一枚“实事求是”的印章，以示自勉。
盛宣怀的“实事求是”印章，收藏于上海图书馆
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曾改为“求实书院”，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时任校长宾步程题写“实事求是”匾额，以做校训。毛泽东同志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老师杨昌济曾以曾国藩为例子，勉励他“农家多出异材”，以至于毛泽东非常钦佩曾国藩，提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941年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到“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中共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碑
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提到“河北省有个献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今河北献县）。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页）。据统计，毛泽东同志一生共讲过128次“实事求是”，并亲自为中共中央党校手书校训“实事求是”。
自汉代以降，历代学人对“实事求是”的推崇不是偶然，它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血脉，感染并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穷经皓首、以知促行，探究民富国强的道路。今天，回首“实事求是”与河间的深刻渊源，值得每个河间人为之自豪、自励，将其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