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一场针对“病孩子”的金融会诊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躺在手术台上的，是瓯江之畔民间资本最沸腾、金融业态最“草根”的温州。当时，因为融资链条的几近崩溃，整个温州模式都接受着各方检视，从决策层到当地企业家，无一不着急开出现实的处方。
自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转眼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呱呱落地接近1000天，当初的声势浩大似乎逐渐变得偃旗息鼓。不仅久久未有重磅消息刺激市场，A股“温州板块”冷寂多时，多位曾是温州金改智囊团的本土专家也以“不了解”、“没研究”为由拒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
对于棋至中盘的金改进程，外界看法中也包含了一种悲观判断，认为其与公众和当地政府的期望值存在落差。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过去三年间多次前往温州调研，他也对记者坦言直观感受：“刚开始比较热闹，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温州金改的力度和社会影响力都有所减弱。”
不过，温州市长陈彪日前在公开场合称金改“业内评价高于业外评价”。而据记者了解，在温州本地，原先醉心于线下借贷的民间金融也将目光投向时髦的互联网金融，低调进行着新的冒险。
融资成本居高难下
“当年困扰温州的三个问题中，包括整个民间投资渠道不通畅和老板跑路问题，但最核心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今仍然困扰着温州，乃至以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朱宁如是说。
根据温州金融办公布的监测数据，今年11月24日—11月28日当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为年化利率20.2%，仍然高于全国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19.53%的数值。
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同样表示，对温州的中小企业来说，金改以来，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只能说有所缓解。
温州金融圈内人亦认同这一判断。温州惠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王鹏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原先出台的一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落地情况确实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状况，金改提出来的目标设想与实际达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其中最令企业融资雪上加霜的是温州的银行收紧钱袋。从年中数据来看，2014年上半年温州全市银行新增贷款只有64.24亿元。而2012年单月最高新增贷款高达114.45亿元，是今年半年新增数量的近2倍。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温州部分金融机构抽贷、压贷的情况依然比较严重，“总体上企业融资还是很困难，资金比较紧张。”
“这是因为温州房价跌得太多，已经连续30多个月下降，银行方面的总体授信在减少，之前银行融资的体量大约是5000亿，但目前房地产缩水30%后就等于打了七折，这部分流动性本身也需要依靠金改来推动，所以银行对企业资金的流通和降低资金成本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王鹏解释。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某行业协会负责人则对记者补充，以他的观察，这和改革主线不够明晰存在关联，“最初提出金改的背景是2011年连续曝出的民间借贷危机，我们都期待最终能够通过改革引导民间资本更好地为小企业服务，但最后的改革方案逐渐着眼于更广阔、更宏观的金融政策领域，核心目标变得模糊了，很难集中政策资源来主抓最重要的融资难问题。”
民间借贷登记难以落地
温州金改，褪去激情四溢的概念狂欢，开始细节化的深度之旅。随着改革渐入深水区，似乎还悄然改变了这座素爱抓取市场眼球的小城以往的高调气质。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改革之初，温州学界和政府各部门对媒体基本是“笑脸畅谈”的状态，随着改革深入，半年后就转变为相对谨言慎行的态度，而相比前年和去年的几次采访，今年采访的联络难度明显更大。
“我现在不研究这块，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我的身份太敏感，现在不方便多说”、“温州的事你最好还是问问外地的专家，我们不方便评价自己”—去年曾接受过采访的几位温州本土观察人士都这样答复记者。
根据朱宁的总结，温州近三年驱动的金改措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成立以小额贷款公司为首的侧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二是以央行牵头，不同银行进一步对小微企业和问题企业进行财务援助或债务重组;三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投资融资渠道。
记者注意到，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是可以归为第一类的标志性机构，因为诞生之初就被赋予提高民间借贷透明度的使命，所以集聚了多重目光。不过，其运营近三年的效果却似乎并不理想。
“根据公开数据可以算出来，现在有高达九成的民间融资还是没有纳入登记体系，在已登记的融资中，也有将近一半没有登记融资用途。”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
记者查阅温州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至2014年2月底，共有23.5亿元的民间借贷在此登记备案;今年3月1日出台《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之后至今，在此登记备案的民间融资金额约为72亿元。
前两者相加不足100亿元，而据周德文提供的数据，当前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为800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只有10%左右的民间借贷选择主动登记。
而据相关要求，“单笔借款金额三百万元以上的”、“累计借款金额一千万元以上的”、“单笔借款金额二百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或者累计借款金额五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且涉及的出借人累计三十人以上的”，必须到平台登记，但真正执行落地的效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记者还了解到，早在金改半年际，这种民间借贷登记服务的模式就被复制到了7个县城，由于商业盈利模式并不明晰，运行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
“借钱是隐私，我有钱要出借，或想要借钱，何必去登记?”“要是我登记了，税务局来查，那不就是一查一个准?”尽管已经有近三年的磨合期，这样的想法在温商中仍然占据不小的比例。
“触网”互联网金融，仍难解行业困局
不过，即使整体效果弱于预期，温州本土的金融救赎的确从未停止。颜贻潘就是其中一位嗅觉敏感人士。他拥有温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温州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等头衔，在搭建民间借贷公共平台方面起步得比政府还早：2010年他在日常代理的经济案件中发现了民间借贷潜伏的危机，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网”。
“前段时间，世界性的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我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不在温州召开?都有种"羡慕嫉妒恨"的感觉。”身为最早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温州人之一，颜贻潘显得有些“醋意”。
在他看来，温州的新金融模式已经拥有一定的互联网基础。记者从温州金融办了解到，目前已在金融办备案的本土P2P网贷公司达到70家，规模较大的温州贷、温商贷等综合评估数据比较靠前。比如今年1月至11月5日，“温州贷”的成交量近91亿元;“温商贷”的成交量超18亿元，排名全国20位以内，三信融、鼎信贷的数据也均显示排名在国内属名列前茅。
但另一个颇为尴尬的现实是，和许多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的P2P行业类似，温州P2P也没能摆脱草莽形象，甚至在10月和11月扮演着“跑路先锋”的角色。
11月4日，瑞安“富城贷”宣布倒闭，成为继10月温州“融益财富”、“如通金”、“万通财富”之后第四家倒闭的温州P2P网贷公司。据悉，10月3日融益财富老板失联，总损失达3000万元;10月8日如通金官网公布停止提现，总待收2686万元(借款人未偿还投资者借贷金额);10月15日万通财富出现提现困难，老板失联，总待收2750万元—这也让很多投资人谈“温州平台”色变。
“一开始大家是蜂拥而上，温州一个P2P平台的投入成本非常高，一年的人员和场地成本不会少于100万，加上宣传费用，一年总支出不会少于200万元。”颜贻潘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成本高，P2P的收入主要来自贷款中介收入，所以出现了不规范运作。
事实上，尽管温州P2P生态正呈现逐步改善的迹象，比如目前一些温州P2P也成立了温州互联金融自律委员会和投资者监督委员会，但仅靠平台的自律和诚信显然远远不够。
而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类似，温州P2P现在的草莽时代也只是全国的缩影，并非凭借一己之力可以根治。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现问题的一家P2P平台本身也是已经加入温州互联金融自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整个行业的监管真空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互联网金融总体上还是属于民间金融的组成部分，首先要指定专门的监管部门，现在银监会、央行、电信都不管，也没有设立准入条件。”周德文对记者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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