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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海

  林建海(1955- ),生于温州乐清磐石镇,曾在美国的大学进行深造,1986年获博士学位。林建海曾在学术机构和金融部门工作,1989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为永久雇员。2012年3月,IMF任命林建海担任秘书长,这一任命于3月22日生效。

  一、个人履历

  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进修,

  1981年经考试被选派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

  1983年至1986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获国际金融博士学位,

  1989年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今,先后任该组织亚洲部经济学家,政策发展与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融资财务部副处长、处长、局级官员,

  2009年被提升为高级顾问,兼任该组织干部提升审查委员会,青年经济学家录用委员会,及职员多元化委员会成员,

  2010年3月升任该组织副秘书长;

  2012年3月22日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

  、成长经历

  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林建海通常可以有几种出路:成为一个更好的裁缝,或者顺应打工潮,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考虑到他所处的是温州小镇,那还可能成为一个书读得不算太多、但是满屋黄金(1239.30,6.20,0.50%)的商人。

  但这些,在这个农村长大的儿子看来,都不满意。当个读书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走到上海、北京,走到大世界,这是他的梦。

  现在,在美国华盛顿,一阵风从他家葱绿的草坪上吹过,林建海有兴趣在这里修修剪剪,走完一大圈,得花半小时。家里还有专门的运动间,内设乒乓球台等。近一段时间,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总有人打来电话恭喜他事业上新的收获。

  2012年3月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任命他为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高层,历史上他是第二位;由中国籍永久雇员担任秘书长这样的高级职务,他是第一人。全球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消息,都会有意无意地提起他的中国人身份。

  有人在恭喜后,特意问道,“您真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出生的华人?您现在还是中国国籍吗?”

  “我觉得中国护照挺好的,也没什么不方便啊。”他回答。

  豆芽菜的上学与停课

  照片上的林建海风度翩翩。高,瘦,戴副眼镜。他的家乡,温州乐清当地侨办的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他,可以称之为“帅”。

  但五十年前,在那个叫磐石的小镇里,人们记得他小时候不过是个普通的农村娃娃。跟同龄人相比,林建海又瘦又小。他的姐姐,比他大三岁,总想摆脱身后的“豆芽菜”,特别是在刚上学的时候,“你不要跟着我!老师会说我的。”姐姐训他。但是他还是哭着,跟着姐姐一路去课堂。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他钻到姐姐课桌下听,老师一转身,他咕噜一下钻出来看。

  那时他虚岁六岁,实际年龄不到五岁。小孩子表现出来的好学让家里既欢喜又担忧。家里商量后,快开学时,舅舅带着他去找小学的老师,请老师帮忙收下他。老师皱了皱眉头,给他出了几道考题。让他从1数到100,他完成了任务。老师再从身后拿出几种农作物来让他辨认,他也顺利过了关。林建海成为班上最小的学生。

  小学毕业后,林建海到邻近的白象镇念书,走路去得一个小时,他和姐姐只得在学校寄宿。他年纪最小,但成绩很好,还当上了学生干部。这让他在班里有些“扎眼”。

  一天晚上,林建海开“干部会议”回到宿舍时,觉察到不对劲儿。虽然舍友都好像睡了,但气氛有点怪。灯关着,一排椅子在月光下若隐若现,椅子被人用绳子串联起来,如果不注意,就会绊倒在地。林建海看到了。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解开绳子,上床睡觉去了。

  “我弟弟的个性是不跟人发生冲突的。”林建海的姐姐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他一门心思读书,想把书念好。”但到了初二,书念不下去了。学校停课了,大批学生上山下乡,本来就在乡下的他们,也只能本本分分待在田里劳作。种田、上山砍柴,放鸭子、放鹅,林建海什么都做。“现在村里的人回忆起来,也会说阿海的农活干得不错。整个假期,脸晒得黑黑的。”

  从“二选一”到走出去

  如果要当农民,林建海也可能是个好农民。但是他离不开读书。

  再读书的机会来了,村里可以推荐一名学生上高中继续念书,林建海开心极了。姐姐也高兴,因为,磐石镇还同时给了一个工作指标,小学老师。这对成绩优异初三又已经毕业的姐姐来说,非常合适。磐石镇给他们林家一道选择题。“总不能两个指标都给了你家,只能二选一。”家里开了家庭大会。最后的结果是,姐姐做出了牺牲,让林建海继续念书。

  日后,林建海的姐姐只是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直到2000年之后,赶在退休前,她才转正,享受到正规的教师待遇。她说,“弟弟还为此说,对我感觉有点亏欠,其实也不是他欠我的。”林建海说,“姐姐更聪明,她有机会,更会有出息。”

  高中期间,林建海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期望会有一天有机会读大学,但这个愿望遥不可及。因为高考没有恢复,他只能等。高中毕业,林建海成绩优异被学校留校教英语,这已经是他的幸运。等着等着,终于有了指标可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巧合的是,后来北京外贸学院去招人,当听到当地有这么一个英语好的苗子,外贸学院的老师坐不住了,就把人才“拦截”到北京。

  林建海拿到通知书的那天,邮差骑着车,远远地就叫建海家的通知书。刚刚从田里回来的他,来不及把一脚的泥巴洗净,就奔出门去了。

  临去北京时,亲戚给了林建海一个半新不旧的录音机当做礼物。从小镇来的他,英语水平比起其他的同学,又没有优势了。以后,在学校里,白天黑夜,一有时间,他就抱着这台收音机学习英语。毕业的时候,林建海成绩优异,又被留校了。而后,在北京外贸学院出国考试中,他的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林建海不是没想过回家乡工作。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也曾一度想回南方工作,被学校领导劝住了。当时外贸学院的领导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

  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每个人生转折点,都好像有人拉他一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的老师对他都“非常好”,无一例外。这个招老师喜欢的学生,就这样一步步,从小镇走到北京,又去了美国。正因为他觉得这一路得到了很多帮助,后来在IMF,林建海很少拒绝别人的请求,经常主动帮助别人,每年员工在评价他时都给了他最高分。

  晋升速度

  现在林建海回想,一个人去没有熟人的美国,刚到的时候,心里有点惶恐。林建海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衡量他的自然有新的尺度。美国学业毕业后,他先进了投行,觉得自己不适应那里的应酬。在IMF招人时,他报名,被录取。

  那已经是1989年。好像刚进高中、大学的时候,林建海又站在不算靠前的起跑线上。他英语专业毕业,在国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英语不错。但是进入这个经济学家云集、专业性非常强的地方,林建海又一次发现优势不明显。这里需要英语好、经济专业强的人。这两者,林建海都算胜任,但两者加在一起,要求就变得很高。他回国探亲时曾跟姐姐描述,“起初他们跟我说话,跟我们与小孩说话一样。”林建海得追上。“在对经济政策和报告的笔头和口语表述上,自己起初存在不足。”他一旦发现这个事实,就观察同事是如何陈述、如何表达的。

  为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的出差,他把印尼三年来的社会经济资料啃了下来。并且,把和印尼相似的马来西亚、泰国情况也学习了一遍,进行比较。为了准确表述一种情况,他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但还是不确定。想了想,跟IMF更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请教。对方从床上起来,跟他解释。“IMF很多老同事对待工作都非常热情,我跟他们请教,他们从来没有不耐烦过。”他说。

  从进入IMF成为一个普通雇员,到现在成为秘书长,林建海很少准时下过班。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而早上又比别人早一点到。就是这早一点,晚一点,林建海不知不觉开始领先。IMF有完整的职业晋升体系,在体系内,林的晋升道路一帆风顺,而且速度很快。对于大多数职员来说,通常晋升到某个职位就升不动了。

  林建海如何突破晋升的瓶颈?

  他说,除了脚踏实地的工作,善于观察、思考取人之长,还有一点,“敢于承担责任”。

  2002年,他被提拔为处长。一次下属报表数据中犯了个小错误。上级追查下来,林建海说,我是他们领导,他们犯错责任都在我,请不必追查具体的个人。上级不松口,连续追问几个礼拜,他扛着。“我们内部进行了反思,吸取了教训,这时候再说是下属问题,对整个事情进展无益,对下属也极为不利。”他走进上级办公室沟通。

  后来,下属感激,工作更努力。上级也因此更尊重他。

  IMF总裁拉加德对林建海的评价是,“建海在基金组织有着广博的职业经历,精熟国别和政策工作。基金组织一直特别得益于他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在工作人员、管理层和全球成员国之间构筑共识,在基金组织创立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他的这种才干为执董会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IMF与中国之变

  现在,林建海站在IMF的管理层上了。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坐上高管位置。2010年2月24日,朱民被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当时,朱民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比起朱民,林建海算是IMF内部培养的人才,更深刻经历和感受了IMF和中国的变化。“我刚进入IMF时,只有两个中国雇员,现在有五十多个了。”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回顾。

  进入IMF不久,林建海听到的是这样的讨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彻底的变化。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是渐进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哪种会取得成功?当初,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他顿了顿,“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IMF也这样认为。”

  至于对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IMF和中国常有不同意见。林建海认为,“这也不是批评。IMF成立多年,对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一套评价体系,并不是针对中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增加了在IMF的份额,话语权越来越重。而中国从IMF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多。双方的关系良性互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80年新中国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时,林建海还在北京外贸学院。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和这个国际性机构会有任何交集。“那时候中国很穷,美国很富裕。现在我回国,发现中国也富裕起来了。我这几十年,好像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像看电影一样。”

  他吃过的苦,没有白白浪费。去菲律宾考察农业,他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了然于胸,对方十分诧异。他说,“我们这辈人是吃苦长大的,我们下一辈子人就不一样。不是说过苦日子好,不过,那也是一种历练,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父亲、家庭与梦想

  小镇上的孩子,家里没有任何背景,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管,听起来,总像是传奇。

  除了自己,除了老师,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谈到了家庭,特别是已经故去的爸爸。林爸爸解放前就开始在上海打工,在服装厂里做裁缝。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跟家人团聚。虽然他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但在林建海的眼里,简直是偶像。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父亲一辈子没骂过我们,更不用说打我们一下,他一辈子对人都很温和。”更重要的是,一直在上海服装厂工作的父亲爱读书。林建海记得小时候有次去上海,跟爸爸去医院。排队等挂号的时候,爸爸跟前面的一个大人聊天。末了,对方说,“您是教授吧?”爸爸笑了笑,我只是在服装厂工作。而对方,真正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爸爸只上过一年半的学,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等都有很深的了解。自学成才。不论家里条件多苦,他都告诉妈妈,一定让我们念书。”林建海回忆,“爸爸告诉我们,上海是什么样的。要出去,改变生活,就只有靠读书。”

  林建海父母被接到美国安度晚年。朋友们来家里串门,都会赞叹他爸爸的儒雅气质和博学的知识。“他们问我,爸爸是不是教授?”回想起来,林建海哈哈地笑。“爸爸喜欢把一支钢笔插在口袋里,看起来也真像个教授呢。”

  每两年,林建海回国一次。他去看姐姐,也顺便带着全家旅游。去年,姐姐姐夫受邀去他美国的家里住了三个月。周末,姐姐被弟弟带去IMF总部参观。出来,在华盛顿的广场上,姐弟俩坐在一起,弟弟问她,你在国内看得到这样的天空吗?姐姐抬头,“那天蓝的呀,跟画里的一样。在国内,确实没看到。”在晴空下,他们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围着父亲母亲坐在一起时,爸爸喜欢指着大姐说,你要读北大;指指林建海说,复旦;指着妹妹说,同济。将来还要出国留学。

  现在,那个载着爸爸希望的梦想,如期实现了。

  “我不知道算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但是主题是一样的。”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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