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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股市创】到印度去创业:中印合作,互惠共赢

班加罗尔华人 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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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剑龙

  来源:剑龙出印度记(ID:seeindia)  

  接受老东家《南方周末》的邀请,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写的是我的朋友和校友万洪。2015年底,他在班加罗尔创立消费贷企业KrazyBee,如今已成长为行业翘楚。这不仅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体的故事,更有一个时代的影子。这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祝福朋友们。

  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同的喧嚣。

  2017年12月21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巨大的噪声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即将上市。“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如今,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2015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两个月后,他决定离职,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他说,每次回深圳,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很舒畅,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外打拼的华为员工,同样意味着幸运。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Hosur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但是,在早高峰,10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

  “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有可能性。”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

  “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如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

  那时,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买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学生的月支出,少于5000卢比(约合500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银行反问他,“你怎么能相信学生呢?”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没有回报。首先,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强大的资源网络。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东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究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KrazyBee最近一轮的800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在华为系统,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在海外,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万洪在这里工作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个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大部分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因为我英语比较好,经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叹,“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和万洪共事六年,双方的家庭成员,他们都很熟悉。大部分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

  “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么搞?”

  “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

  “经常请假。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还没上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计划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一致,然后,让他去执行。”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程度很相似的。改变生活的欲望也很强烈。”他解释。

  他观察到,“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以前因为种姓低,社会阶层固化,没有机会。过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运。”

  这让万洪相信,印度受目标驱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模式成为中国创业者效仿的对象。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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