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愈演愈烈，至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与生态话题。“复旦通识”组织“全球变暖”系列，邀请不同高校相关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围绕全球变暖这一席卷国际政治和社会舆论的重大公共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与讨论，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如何面对这一可能即将席卷全球的危机。以下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教授的文章《全球气候变化的几个经济学常识》。
不久前，联合国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其中指出，2019年是全球有气温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由于温室气体水平持续上升，新的“史上最热年”可能在5年内出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必须立即采取切实行动，确保温控目标的实现。否则，投资知识，世界将无法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有必要知道相关的几个经济学常识。
第一，气候变化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
2019年底，在一年一度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开宗明义指出“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推动低碳试点和地方行动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积极成效。经初步核算，2018 年中国碳强度下降 4.0%，比 2005 年累计下降 45.8%。”
其中，“调整产业结构”被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放在全篇首要位置。《报告》指出，通过采取持续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举措，“2018年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39.7%、53.3%。”这是中国实现碳强度下降总体目标的主要原因。
除了产业结构之外，能源结构则是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结构问题的第二个重要体现，通过采取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等措施，2018 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分别为 59.0%、18.9%、7.8%、14.3%，分别比 2017 年下降 1.4个百分点、提高 0.1个百分点、提高 0.8个百分点、提高 0.5个百分点。
此外，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同样涉及到经济结构问题，主要体现为控制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控制废弃物处理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
第二，气候变化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
上述《报告》的第三部分“规划编制和制度建设”提出几方面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制度。
其一是发展绿色金融，《报告》提出“人民银行通过加强宏观信贷政策等措施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针对产能过剩行业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完善绿色信贷机制，鼓励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推动发行绿色债券，发布《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发布《关于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通知》，继续拓宽融资渠道。2018 年12 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共同推动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成立。”
其二是推进气候投融资，《报告》提出“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紧密围绕达峰行动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需要，立足推动金融系统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目标做出系统性响应，加快完善气候投融资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策和标准体系。2019 年8 月，生态环境部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推动成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为气候投融资领域信息交流、产融对接和国际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
其三是推动碳市场建设，《报告》提出中国正在采取稳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不断深化试点碳市场建设、积极促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机制改革等措施，推动碳市场的建设。其中提到，“截至 2019年 6 月 30 日，7 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交易运行平稳，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约为 3.3 亿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约 71.1 亿元人民币。”
第三，气候变化是一个经济主体及资金问题。
上述《报告》的第五部分“全社会广泛参与”提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角色问题，“企业界认真贯彻和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银行业积极开设新业务，共促实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其中，兴业银行(15.840, 0.25, 1.60%)、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等是绿色低碳发展的行业佼佼者。事实上，随着气候变化知识的广泛宣传和普及，近年来，广大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对气候变化的认同度大幅提高，并积极改变自身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同时，《报告》第八部分“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5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立场和主张”特别指出，“推动资金问题取得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当前气候多边进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的政治意愿不足，许多不同名目的资金被贴上“气候”标签重复计算。”《报告》敦促“发达国家以透明、可预见、基于公共资金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持续、及时的支持，包括兑现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尽快提出以 1000 亿美元为起点的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包括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切实提高资金支持透明度；并加快做出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的强有力承诺。”
第四，气候变化应对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学家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构建整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气候变化问题开展机制扩展。第一，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的碳浓度；第二，大气中的碳浓度如何通过增强能量辐射影响全球平均气温；第三，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又如何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福利产生各种影响（主要体现为“损害”）。如果再加上碳减排政策对经济活动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气候变化经济学综合评估模型实际上包含了四重影响机制。
在这个动态模型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碳排放通过一个链条影响未来福利：碳排放→碳浓度→全球变暖→经济损失，这个链条本身体现了全球层面上市场经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外部性和失灵。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动态综合评估模型，我们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内，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跨期福利影响进行定量的计算和比较。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通过引入贴现率将时间因素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分析过程，也就是将时间价值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引入贴现率因素本身并不新奇，其中的关键是采取何种水平的贴现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个贴现率水平不能过分低估，只有符合社会贴现率的正常水平才足以推演出最优的政策，否则就会形成“（现在的）穷人补贴（未来的）富人”倒置现象。
上述两点对于包括气候变化应对在内环境保护有着重要启示，即要将经济因素纳入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策中，同时实现环境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双重均衡（最优）。否则，投资，过度强调某个方面的结果将不仅损害该部门自身，还会损害到整体福利的优化。
最后，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工具（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比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论证了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福利效果，他提出在稳步应对的情境下，采取碳税等政策将有利于实现福利的最大化，本质上而言，碳税的实质是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这就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这一工具的最大特点在于，将碳排放作为经济要素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对其进行定价，并选择最优的定价水平。在此，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定价的合理性）会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节能减排，出清市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在碳社会成本、减排成本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核算。不过，强调市场工具的理念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环境保护的领域。
总体上，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充分佐证气候变化不仅仅只是气象、环境等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了耶鲁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表彰他在气候变化经济与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学术贡献。诺德豪斯教授在其最新著作《气候赌场》中将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比喻为一个赌场，人类能否在赌场中取胜，或者最终走出这个赌场，就取决于如何摇动手中的这颗“骰子”——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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