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模式 刘易斯模式可以概述如下：工业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假定全部用于投资，形成新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增加使每个工人的装备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于是，资本家将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扩大生产规模，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的剩余劳动，因此，虽然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仍然不会提高。结果，生产扩张给资本家带来更大的利润。受利润引诱，资本家将继续增雇工人来扩大生产规模。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引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由于农村中剩余劳动规模巨大，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工业工资水平仍将保持不变。结果资本家利润就更大了。这些利润又转化为投资，使资本积累继续增加，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资本家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增雇工人，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一直要进行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完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就不是无限丰富了，而是像资本一样变为相对稀缺了。农业部门像工业部门一样现代化了，二元经济也就变为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从此就进入了工业化。 理论
刘易斯模式 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过剩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一部分，把这部分除掉后，即使其他投入要素并不增加，而产出总量并不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就业，实际上对生产并未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极其微小的作用。由于农业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而农业部门自身已不会再生出对这部分过剩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这样，使之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两个部门均有益，因为这一转移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要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得以实现，必须使工业部门具备吸收这部分从农业部门中游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的必要条件，即新兴工业部门在早期是劳动密集的，有能力吸收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额，正好足以支付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并提供最低限度的诱因；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使过剩劳动力转变为熟练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只有在达到边际产品与工资相等这一特定点时，劳动力才会被雇佣。过剩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移动，其结果：劳动总产品在劳动力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分为对劳动的工资支付与资本家的利润两部分。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及其对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吸收率，均取决于资本主义利润的使用。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能按一种不变的工资率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吸引出来，就会使现代制造业部门获得高额利润。当这些利润被再投资时，将促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农业仍然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则农业中仅足糊口的工资水平仍会保持不变，而工业的劳动市场由于有过剩劳动力的源源供给，工资水平将不会提高。资本家如果再把利润转为资本，这一过程将循环进行，过剩劳动力最终被全部吸收。
上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转换过程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当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吸收进工业部门时，农业部门的工资将开始上升，使贸易条件转向对农业有利，并导致工业部门的工资随之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已突破了经济发展在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限制。当全部过剩劳动力被吸收时，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已消失殆尽，因为农业部门已全部商业化，农业部门的生产者也加入了对劳动力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利润部分不断增长，以确保过剩劳动力不断得到利用，并最终全部被吸收。实际工资也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而经济进入一个自我持续增长的新阶段。
意义
刘易斯模式 总的看，该模式突出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城市工业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结构上和经济上的差异；一是把两个部门连结起来的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人口流动理论的模式之一，刘易斯是第一个提出人口流动模式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含有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结构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高的资本主义部门 ，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
因此，这一模式也称为二元部门模式（dual-sector model）。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一个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
应用
刘易斯模式 中国东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一现象现已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幷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比如，在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2004年前的10多年中，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祗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长100多元，近两年的工资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特别是初等劳动力已经从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刘易斯模式已初见端倪。
刘易斯模式的到来也使得以往依赖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幷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因此，企业特别是政府如何应对刘易斯模式的挑战，某种程度而言将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对企业来讲，是单纯依靠增加劳动还是依靠投资，或者转到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时候，企业自然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供给充裕的时候，企业会尽可能地获得投资；但这些资源都变得相对稀缺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提高生产率。然而，企业能否得到这些正确的市场信号，就得看市场自身的完善程度。祗有通过竞争，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生产要素的价值。中国应主动寻求发展模式的超越，从现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要素、资源价格增长的模式，转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追求更富质量的增长。
缺点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