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望端木蕻良，也是为“居京琐记”栏目约稿。他先是住在虎坊路的一个单元楼裏，后来搬到西坝河东里。
当时，端木蕻良正埋头撰写《曹雪芹传》。与性情爽朗、声音洪鐘的萧军相比，理财，端木蕻良谦和而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语。他对约稿颇为热情，一段时间裏，投资知识，寄来多篇散文。一九八七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编辑副刊之后，他仍不时赐稿。他的文章，或说古，或忆旧，或北京民俗，话题不一，却写得淡然雅致，收放自如，显出文化修养的深厚，确实是文章高手。他的手稿，也满溢娟秀之气。
很喜欢端木蕻良写北京民俗的文章，俏皮，幽默，文字看似平淡，却有韵味。他既创作过长篇小说，又擅长吟诗，并且深谙老北京文化，由他来写曹雪芹传，也是合适人选。在《对对子》一文中，他娓娓道来：
清代北京街头有很多土地庙，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就像百户长千户长似的，专管一方。有一条街道，大宅门最多，醜闻也最多。有人为这儿土地庙，撰了一幅对联，趁夜贴在庙门上：“这一街许多笑话，我二老从不吱声”。行人看了，无不掩口而过。
珍珠港事变后的香港，无疑是端木蕻良的伤心之地。
萧红的过早病逝，从此成了压在他心头再也无法卸掉的沉重石头。文坛不少人把谴责、抱怨，一股脑撒在他的身上。他的性情过去如何我并不清楚，反正自认识之后的多次见面中，他讲话永远低调，脸上偶尔才露出笑容，从未听到过开怀大笑。他的大半生，一直在萧红去世的阴影笼罩下走过，这样说恐不为过。没有人站在另外角度想一想，在战火纷飞之际，他公开举行与萧红的婚礼，而此时萧红已怀着萧军的孩子，却将之打掉。可以想像，端木蕻良该承受多大的亲友压力和社会压力。萧红选择了他，他接受了她，两人本可以如愿以偿地走下去。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轰炸，没有战争的威胁，一切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当在日本人攻佔香港情形下，一个文弱书生在不同医院之间四处奔波，谁能理解端木蕻良此时心中的焦虑，谁又能说，在那一时刻，他会只顾自己，而将病危中的萧红弃之一旁？局外之人，最容易和最简单的事情，莫过於偏於一方的谴责与抱怨。
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何止萧红一人！
端木蕻良曾写过一篇文章《王冷斋和柳亚子的文字缘》，是写珍珠港事变之前他滞留香港时的经历。他开篇写道：
“七七”事变时，全世界都注视着卢沟桥。桥边就是宛平县城，当时宛平县长是王冷斋。他以谈判拖延时间，让二十九路军做好部署，一时传为佳话。
珍珠港被袭前夕，香港集聚着大批文化人，柳亚子、张一麟、王冷斋等也流亡到这裏。我和王得以在香港相识。那时，张一麟联合一些老年知名之士，组织以他为首的“老子军”。柳亚子以“羿庐”为号，用古典诗歌，为抗战鼓吹。王冷斋写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有句：“一局棋争我着先”，说的确是事实。
许多年后，导演许鞍华对萧红情有独锺，并为她拍摄一部纪录片性质的传记电影，片名就是《黄金时代》！看过电影《黄金时代》，那些熟悉的人，好多天都在脑海裏闪来闪去。一天早上，我忽然想起，翻阅一下留存的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人相关的史料：签名本、书简、题字等。
未曾想，我居然找到端木蕻良一九八五年送给我们夫妇新婚的题词，题写的恰恰是“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我不知道，三十年前的端木蕻良先生，为我题写“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时，是偶尔想起，觉得这是对年轻人新婚的最好祝福，还是他从未忘记萧红写於日本的这几个大字：黄金时代！
萧军，一九八八年去世；骆宾基，一九九四年去世；端木蕻良，一九九六年去世。在萧红短暂的生命行程中，与之关係最为直接的三人，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与萧红再聚首。
二○一七年岁末，我前往萧红故居与墓地。我宁愿相信，萧红一直常在端木蕻良心中。端木蕻良题写“萧红之墓”，并将他珍藏多年的萧红青丝，安放於墓地之内。
那些人，那些事，如同一朵又一朵云彩在流动，为了装点萧红的那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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